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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溟诗话·卷一》之八十四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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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溟诗话·卷一》之八十四讲

韦孟《讽谏》诗,乃四言长篇之祖,忠鲠有余,温厚不足。太白《雪谗》诗、《百忧》章,去韦孟远矣。崔道融《述唐事实》六十九篇,志于高古而力不逮。四言古诗,当法《三百篇》,不可作秦汉以下之语。颜延年《宴曲水》诗曰:“航琛越水,辇赆逾嶂。”《郊祀歌》曰:“月御案节,星驱扶轮。”譬如清庙鼓瑟,筝以和之,审音者自不乱其听也。

注释:⑴ 去,意指相去。⑵ 不逮,意指不及。⑶ 航琛,琛,珍宝,指船载朝贡珍宝。⑷ 辇赆,赆,财物,指车运进贡财物。⑸ 月御,指月神望舒的车驾。⑹ 案节,案字,通按,意思是控制、按住;节字,指节奏;整体意指按辔徐行,控制车速。⑺ 星驱,指群星如随从般驱驰扈从。⑻ 扶轮,本义为扶持车轮,此处引申为众星拱卫月车,护持其运行轨迹。‌

谢榛这段诗话,以评价秦汉以降的四言诗流变为切入点,阐发其复古的诗学观点。他认为,自秦汉以降,特别是在五言诗体逐步兴盛的背景下,四言诗便不再保有《三百篇》那种的自然真纯,失去了先秦四言的古雅气韵。因此,后世学作四言古诗,必须以《诗经》古雅自然的语言为范本,切不可使用秦汉之后衍生的绮靡雕琢、浅近直白、近声律、求对仗的格式化语言进行表达。

谢榛为证明其观点,在诗话中依时间顺序列举了韦孟《讽谏》诗,李白《雪谗》诗、《百忧》章,颜延年《宴曲水》《郊祀歌》,崔道融《述唐事实》六十九篇,说明四言诗创作的代际流变轨迹。

关于韦孟的《讽谏》诗,此前介绍雅诗之变时已提及,此处稍作回顾。韦孟是西汉初年诗人,曾任楚元王刘交及其子孙的太傅,因楚元王之孙刘戊荒淫无道,特意创作这首四言诗进行讽谏。全诗共分三个部分:

第一部分叙写豕韦氏家族的盛衰变迁,表明自己作为历辅三代楚王的老臣,家世渊源深厚、立身持正,完全有资格对元王孙刘戊提出劝谏。第二部分歌颂汉朝立国承天昌盛,分封立楚的历史脉络,赞扬楚元王先前两代恭俭惠民、身边贤才云集,为刘戊留下稳固基业,同时点明自己身负国家重托,辅助刘戊保守基业,有责任对刘戊的失德无道行为直言忠告。最后部分反复恳切劝诫刘戊明察是非、改过自新,警示他若始终不思悔改,必将危及邦国,尽显作者忠君爱国、恪守臣节的老臣风范。

谢榛评价《讽谏》诗称:“乃四言长篇之祖,忠鲠有余,温厚不足。”意指该诗篇幅远超《诗经》单篇,全诗共一百零八句,因首创后世四言长篇的创作体制,历来被后世奉为模仿范本。这首诗虽说继承了《三百篇》的变雅讽喻传统,但其“忠鲠有余,温厚不足”的缺陷也十分突出。也就是说,《讽谏》诗的批判锋芒过盛,忠诚耿直的表达过于直白,不给被讽谏者留有余地,远不及《诗经》讽喻诗那样含蓄蕴藉,契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准则。也正因如此,韦孟将诗作呈给刘戊之后,便立刻辞官归隐,为避刘戊的报复,直接举家从彭城迁居至邹地,也就是从今天的江苏徐州迁居至山东邹城。

太白《雪谗》诗、《百忧》章,是指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两首四言古诗。

《雪谗》诗,原诗题为《雪谗诗赠友人》,这里的“雪”字,作动词,意指洗刷、昭雪;“雪谗”二字,取自明心迹、涤除谗污之意。这首诗是李白为自辩遭谗言中伤的冤屈而作,语言激愤直露。关于它的创作背景与写作缘起,历来学界多有争议,目前主流观点认为,此诗作于李白在长安遭受谗毁、被唐玄宗恩准赐金还山之后。全诗共七十句,可分为五部分:

一解共十二句,抒写李白感慨自己多年仕途坎坷、怀才不遇,屡遭谗言陷害而始终难以施展抱负的现实处境。二解共二十句,以“白璧何辜,青蝇屡前”为喻,反复申明自身清白无辜,绝非他人口中诋毁的奸佞之徒。三解共十四句,从“彼妇人之猖狂,不如鹊之强强”起笔,直白表露自己纵然面对漫天谗毁,也绝不屈服的坚贞态度。四解共十二句,李白通过梳理历代因女宠、谗人乱政的史事,告诫世人以史为鉴,暗讽小人与女子的谗言,对个人立身与国家安定的严重危害。五解共十二句,李白寄望苍天不将自己抛弃,向天下人昭明自己一片忠直赤诚的本心。其诗曰:

嗟予沈迷,猖獗已久。五十知非,古人尝有。立言补过,庶存不朽。包荒匿瑕,蓄此顽丑。月出致讥,贻愧皓首。感悟遂晚,事往日迁。

白璧何辜,青蝇屡前。群轻折轴,下沉黄泉。众毛飞骨,上凌青天。萋斐暗成,贝锦粲然。泥沙聚埃,珠玉不鲜。洪焰烁山,发自纤烟。苍波荡日,起于微涓。交乱四国,播于八埏。拾尘掇蜂,疑圣猜贤。哀哉悲夫,谁察予之贞坚?

彼妇人之猖狂,不如鹊之强强。彼妇人之淫昏,不如鹑之奔奔。坦荡君子,无悦簧言。擢发赎罪,罪乃孔多。倾海流恶,恶无以过。人生实难,逢此织罗。积毁销金,沈忧作歌。

天未丧文,其如余何,妲己灭纣,褒女惑周。天维荡覆,职此之由。汉祖吕氏,食其在傍。秦皇太后,嫪毐亦淫荒。螮蝀作昏,遂掩太阳。

万乘尚尔,匹夫何伤。辞殚意穷,心切理直。如或妄谈,昊天是殛。子野善听,离娄至明。神靡遁响,鬼无逃形。不我遐弃,庶昭忠诚。

这首诗言辞恳切,情感真挚,通过层层递进的抒情结构,将个人遭遇与家国情怀交织起来,形成强烈的悲愤基调。但谢榛却认为这首诗“去韦孟远矣”,即远不如韦孟的四言诗。其理由是,这首诗比韦孟的《讽谏》诗,更显忠鲠有余,温厚不足。如诗中的“彼妇人之猖狂,不如鹊之强强。彼妇人之淫昏,不如鹑之奔奔”,这里的“鹊之强强,鹑之奔奔”,出自《诗经·鄘风·鹑之奔奔》,原意是以禽鸟相伴的习性,隐喻人应当恪守社会伦理规范。李白直言“彼妇人”不如乌鹊、鹌鹑,直接点出其行为完全违背纲常伦理,显然是借《诗经》旧典讽刺杨贵妃,如同《鹑之奔奔》所讥刺的卫宣姜一般,以儿媳身份被父君收纳。而诗中“妲己灭纣,褒女惑周”这类直指女色祸国的史事指斥,表达的锋芒就更为明显直白。除此之外,李白这首四言诗的体式也不纯粹,篇中还杂用了六言句式,谢榛认为这是对四言古体纯粹性的直接破坏。

谢榛提到的李白《百忧》章四言诗,目前可考的相关作品共有两首。

一首题为《来日大难》,本是乐府古辞《善哉行》,在乐府旧题体系中又被称作《百忧》。李白将其题作《来日大难》,是因《善哉行》古辞的首句为“来日大难,口燥唇干”。这首诗作于李白仕途失意、辞京远游的阶段,主要抒写其求仙访道的怀抱,行文中也穿插了自身蒙受皇恩却自觉人生短促的愧叹。若以谢榛“去韦孟远矣”的标准评判,这首《百忧》章用典过于繁密,既造成读者理解上的隔阂,也彻底失去了先秦四言诗自然、纯真、质朴的原生风格,因此远不及韦孟的《讽谏》诗。

另一首题为《上崔相百忧章》,是李白入狱后向宰相崔涣陈情求救的急就之作,属于他蒙难之后创作的四言长诗。全诗满含冤愤沉郁的情绪,表达激切直白,用典密集,批判锋芒毫无保留,大量使用后世生成的文人雅语与陈情套话,完全属于谢榛所批判的“秦汉以下之语”的典型。它比韦孟《讽谏》诗更突出“忠鲠有余,温厚不足”的特点,同样符合谢榛“去韦孟远矣”作品的判定,此处不再展开具体阐述。

至于崔道融《述唐事实》六十九篇这首四言作品,实为其《申唐诗》三卷中的篇目,今原文已全部散佚,后世无从直接评价其文本风貌。但从谢榛的相关评论可以推知,这首诗采用四言古体创作,本意接续汉魏高古诗风,追求格韵高严、规模简古的格调,却终因笔力有限,未能抵达四言古体创作的高水准,也就是谢榛所说的“志于高古而力不逮”。崔道融是唐代诗人,荆州江陵人,因曾任永嘉县令,自号东瓯散人。他的诗风兼具清新、凝重两种特质,风格面貌多样,与司空图、方干结为诗友。今存诗作共八十首,全部为绝句,其中五绝《牧竖》一诗流传较广,诗云:

牧竖持蓑笠,逢人气傲然。卧牛吹短笛,耕却傍溪田。

这首诗将牧童天真烂漫、悠然自得、调皮可爱的形象刻画得十分鲜活。全诗语言清新自然,浅白如话,生动展现了乡村牧童的日常情态,也体现出作者内心的悠闲与恬淡,从这首诗的语言表达来看,也能印证谢榛评价其四言诗“志于高古而力不逮”的缘由。

最后,谢榛诗话中提及颜延年的《宴曲水》《郊祀歌》,在他看来,也不具备《三百篇》那般的自然真纯。颜延年是南朝刘宋时期的文学家,为当时文坛的代表人物,他的诗文以辞藻富丽、雕琢浓艳的风格著称。

颜延年的《宴曲水》,又名《应诏宴曲水作诗》,全诗共分八章。这是一首应宋文帝诏令创作的四言侍宴诗,其主题为赞颂帝王功业与当朝礼乐制度。诗题中的“宴曲水”,循蹈的正是上巳节的传统古俗,以曲水流觞的宴饮场景为叙事载体,通过皇帝临轩与群臣侍宴的场景铺写,既展现南朝刘宋时期贵族禊饮的礼仪风貌,又在字里行间隐晦寄寓对彭城王刘义康集团的政治讽喻与警示。

谢榛诗话中特意拈出的“航琛越水,辇赆逾嶂”两句,是以跨山越海的朝贡意象,暗喻元嘉年间四方宾服的盛世图景。其意是,载运珍宝的航船横渡江河,满载贡品的车驾翻越层峦,最终悉数抵达朝廷。这两句诗虽维持雅正的庙堂格调,但其刻意锤炼的雕琢痕迹,以及对骈俪对仗的极致追求,已然消解了《诗经》浑然天成的古雅气质。

而颜延之的《郊祀歌》,又名《宋南郊登歌·迎送神歌》,其中“月御按节,星驱扶轮”二句,意为月神的御手轻按马辔、缓控车驾,群星如扈从般驱驰拱卫,护持车轮循轨而行。这首诗虽也尚存古雅祭祀诗的意趣,却同样存在雕琢过甚、刻意追求骈俪的弊病。正因如此,谢榛才在《四溟诗话》中评价颜延年这两首四言诗:“譬如清庙鼓瑟,筝以和之,审音者自不乱其听也。”

所谓“清庙鼓瑟”,意指在帝王宗庙之中演奏古雅弦乐器瑟。瑟音浑厚肃穆,谢榛将其喻指《诗经》体系中的正统雅乐;而“筝以和之”,则是指在纯正的瑟乐伴奏中,加入音色清亮跳脱的筝声来应和,这就打破了原本浑然一体的肃穆氛围。筝声明丽活泼,谢榛以此比喻后世诗文刻意雕琢的修饰技法。

实际上,谢榛所谓的“以筝乱瑟”,就是喻指颜延之二诗虽严守四言古体的体式,践行清庙鼓瑟的雅正底色,却不自觉混入了筝声,也就是受到汉魏之后骈俪文风的浸染,最终形成形古而意新的特点。因此作为审音者“自不乱其听”,即深谙诗乐审美规律的品鉴者,应当清晰分辨雅乐正声与辅助和声的主次边界,不被混杂的外在音响所干扰。换句话说,深谙诗道的品鉴者,是能够清晰分辨出作品的雅正底色与雕琢痕迹。

总之,谢榛这段诗话,清晰表达了明代复古派“四言诗当以《诗经》为尊”的诗学观点。他认为秦汉以降的四言诗,并不完全具备足够的取法价值。因为这些四言作品,很难真正回归《诗经》的艺术传统,完整保留先秦诗歌那种古朴典雅的风格与气质,因此他明确倡导“四言古诗,当法《三百篇》,不可作秦汉以下之语”,不能掺入后世诗文各类刻意雕琢的修饰技法。

(刘建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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