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四溟诗话·卷一》之四十二讲 - 诗词太姥

黄山谷曰：“彼喜穿凿者，弃其大旨，取其发兴於所遇林泉、人物、草木、鱼虫，以为物物皆有所托，如世间商度隐语，则诗委地矣。”予所谓“可解、不可解、不必解”，与此意同。

注释：⑴ 黄山谷，即黄庭坚，字鲁直，山谷为其号，晚又号涪翁，北宋诗人，诗以杜甫为宗，为江西诗派开创者。⑵ 穿凿，犹如牵强附会，意指把不相关联的事物强行混为一谈。⑶ 大旨，指诗作的主题思想。⑷ 发兴，即起兴，诗歌表现手法之一。意指由外界环境触发诗兴文思。⑸ 商度隐语，商度duó，意指猜测、臆度。隐语，即谜语。⑹ 委地，原指委弃于地，喻指丧失了诗的真意与价值。

谢榛这段诗话，是借用北宋诗人黄山谷的观点，来批评那些喜欢断章取义的诗评家。认为这些诗评家，在释诗之时，罔顾诗意，弃其主旨，专留意那些借以起兴的物象、细节来穿凿附会，来解释所谓的象征意义，以致诗作变得支离破碎，不忍卒读。并以此说明，在他之前诗话中所说的“可解、不可解、不必解，若水月镜花，勿泥其迹”释诗观点，是与黄山谷的意思大致一样。

诗话中所引的黄山谷观点，出自其《大雅堂记》一文。该文是黄山谷在元符三年，应丹棱名士杨素之请而作的，意在批评时人解读杜诗时喜欢穿凿附会的风气。其《大雅堂记》全文如下：

丹棱杨素翁，英伟人也。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，不少假借人，然以礼义，不以财力称长雄也。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，刻石藏于蜀中好文喜事之家，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。又欲作高屋广楹庥此石，因请名焉。余名之曰“大雅”，而告之曰：

非大雅之人，不能登大雅之堂，为余师友；非大雅之作，不能登大雅之堂，与余神交。

由杜子美来，四百余年，斯文委地。文章之士，随世所能，杰出时辈，未有升子美之堂者，况室家之好耶！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，笺以数语，终以汩没世俗，初不暇给。虽然，子美诗妙处，乃在无意于文，夫无意而意已至，非广之以《国风》《雅》《颂》，深之以《离骚》《九歌》，安能咀嚼其意味，闯然而入其门耶？故使后生辈自求之，则得之深矣；使后之登大雅堂者，能以余说而求之，则思过半矣。

彼喜穿凿者，弃其大旨，取其发兴，于所遇林泉、人物、草木、鱼虫，以为物物皆有所托，如世间商度隐语者，则子美之诗委地矣。

素翁可并刻此于大雅堂中。后生可畏，安知无涣然冰释于斯文者乎！

元符三年九月，涪翁书。

注释：⑴ 不少，意指经常。⑵ 假借，意为宽容、饶恕，多用于对他人过错的谅解。⑶ 长雄，即称雄；⑷ 从事，处置；办理事务。⑸ 庥，意为庇荫、保护；⑹ 汩没，本义为“沉浮”，引申为沉湎。⑺ 不暇给，指‌事务繁忙，没有空闲‌。‌‌

这篇骈散结合的《大雅堂记》，大意可分为五个段落。其第一段，为作此文之缘起，简介邀其作文之人，即丹棱名士杨素翁之品行，以及“大雅堂”作用与命名。第二段，解释何谓“大雅堂”，并提出“大雅”之标准。而“不登大雅之堂”成语典出于此。第三段，梳理杜甫的诗史地位，以及杜诗解读之难点及方法。先是感慨杜甫之后，四百年来文风堕落，无人能真正企及杜诗高度；再讲其欲作学习杜诗之体悟，却“不暇给”；最后围绕杜诗“无意于文”之妙处展开论述，并指出领悟杜诗精髓之方法。第四段，批评时人解读杜诗时，喜欢穿凿附会、断章取义之不良风气。黄山谷批评时人这段话，就是谢榛诗话中所引用内容。第五段，交代杨素翁可将这篇记文，与杜诗一同刻石大雅堂中，以及对后人寄予期许、本文的书写时间、作记者名号。

从《大雅堂记》主旨来看，黄山谷该文就是期望后学者，能够依照其“广之以《国风》《雅》《颂》，深之以《离骚》《九歌》”的学习方法，来把握杜诗的精髓，即“后之登大雅堂者，能以余说而求之”。换句话说，他就是希望后学之人，能够懂得杜甫诗歌“无意于文”而“意已至”的妙处，而不要断章取义、穿凿附会；特别是不要将杜诗中：“发兴於所遇林泉、人物、草木、鱼虫”等物象，当作谜语那样去“揣度”。而谢榛引用了黄山谷这段话，目的则在于佐证其“可解、不可解、不必解，若水月镜花，勿泥其迹”解诗观点的正确性。就是说，在谢榛看来，大雅之诗作，其妙处既然在于“无意于文而意已至”，处于那种虚实相生、不可凑泊的空灵境界之中。那么，后学者在解读前贤诗作时，理应要做到“‌重意境、反拘泥‌”，可解处则解，不可解处则不必解，不要断章取义、牵强的去穿凿附会。

由此可见，无论是黄山谷，还是谢榛，都是反对解诗“泥其迹”的行为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也都坚持“诗无达诂”的观点。认为：对于前贤诗作，没有通达的，或一成不变的解释；每一首诗作，都会因时、因地、因人的不同，而产生不同的理解与感受，作出不同的审美判断。更何况，还有一些人，会为了达到其目的，而有意的去断章取义。因此，执着于追求、探究诗作中某一物象，即诗作“发兴於所遇林泉、人物、草木、鱼虫”的确定意义，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必要的，也是无法实现的。这就好像英国剧作家威廉·莎士比亚所说的一句名言那样：一千个读者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

另外，具有妙处的诗文，由于大多是在“无意于文而意已至”情况下产生的，“若水月镜花”，因此，作为读者也没必要去穿凿附会，商度隐语。比如现代作者韩寒，曾在其小说《三重门》中有句描述：“一张落寞的脸，消融在夕阳里。”这句话在书中重复了两次，其中一次是在书的结尾。于是，就有人就以“商度隐语”的态度，问韩寒到底隐喻着什么，为何连用两次？韩寒说，我觉得这句话很好，但是因为写作时间拉的过长，写到最后时，忘了前面已经用过了，所以不小心又用了一次。韩寒这个创作故事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过度穿凿附会解读诗文‌，就会埋没了诗文的原有的主旨，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。如果一定要作牵强附会、断章取义进行解释，恐怕还会出现“因诗得祸”的情况。

而在诗史上，就存在着不少前贤，因诗文被曲解而遭难的现象。如黄山谷自身，以及好友苏东坡，就有过类似的经历。

就黄山谷来说，其自幼聪颖，八岁能诗，二十二岁参加乡试，因诗句杰出而膺首选，乡试官预言：“此人不惟文理冠扬，异日当以诗名擅海内”。其后被苏轼赏识，说他的诗“真得古诗人之风”，从而列为“苏门四学士”；进而，因其诗、书、画号称“三绝”，又与苏轼齐名，人称“苏黄”。再后来，因其倡导学杜，并发扬光大，便成为了“江西诗派”的“三宗”之首。但其仕途却很倒霉，其在起起落落之中，坎坷一生。虽历官集贤校理、著作郎、秘书丞、涪州别驾、吏部员外郎等，但晚年还是在饥寒交迫之中凄凉离世，享年61岁。

黄山谷之所以反复遭贬，除了他属于苏轼的旧党一派外，还因其性格也如其父黄庶给他取的字号一样“鲁直”，即对人对事，直言面对，鲁钝憨直，不可避免的被卷入是非。比如，他就曾因《荆南承天院记》一文，被赵挺之断章取义，诬为对朝廷灾祸抱持幸灾乐祸的态度，并以“幸灾谤国之罪”遭到流贬。南宋诗人陆游在《游历叙州无等院山谷故居》中就讲了这件事，其诗云：

文章何罪触雷霆，风雨南溪自醉醒。

八十年间遗老尽，坏堂无壁草青青。

再说苏轼的“乌台诗案”。所谓“乌台”，是古代御史台的别称，因为御史台官署里种了很多柏树，柏树上常年有数千只乌鸦栖息筑巢，所以就有了“乌台”俗称。或许是御史台的监察御史负责弹劾百官，而被弹劾的人大都没有好下场，故此，被称之为“乌台”。当时，作为“元佑党人”的苏轼被弹劾时，正是党争最激烈的时候。于是，其一些诗文中的某些句子，就被李定、舒亶等人挑出来，并指控其“讥讽朝政、影射新法”，也因此苏轼差点被砍了头。

当然，除黄山谷、苏东坡之外，还如唐朝的刘禹锡，也因写桃花之诗而被谤。据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记载：唐元和十年二月，正是长安玄都观里桃花盛开的时候。而此时的刘禹锡，被外放十年后刚刚回到京城。于是，友人就邀其前往游览。刘禹锡面对满园灼灼桃花，触景生情，挥笔写下了一首《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绝句，其诗云：

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

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

这首诗的前两句写看花盛况，转结句写感慨，也是调侃，可从诗题“戏赠”二字看出。转结句说，以前在这玄都观里，没有这千株桃树，这些桃树都是我离开长安之后才栽上的。然而，这首诗传开之后，一些反对刘禹锡的新贵们就认为其“语涉讥刺”，指控他这是诽谤朝廷。于是，刚刚回京不足一个月的刘禹锡，就再次被贬出京。

而若讲到诗作中某一物象，被“商度隐语”，也就是将诗中的物象，硬说成“物物皆有所托”，就不能不说谢灵运那被历朝历代所称颂的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两句诗。据宋人编纂的‌《吟窗杂录》中记载，王安石曾转述“权德舆评曰”：当时，刘宋朝中一些权臣，为了反对谢灵运，就将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这两句诗解释为：“池塘者，泉川潴溉之地，今日‘生春草’，是王泽竭也。《豳风》所记，一虫鸣则一候变，今曰‘变鸣禽’，是候将变也！”由此诬陷谢灵运，是在含沙射影地攻击刘宋浩荡皇恩已经枯竭，一统江山就要易主。当然，谢灵运当时被杀，并非是这个原因，而是其联系叛匪造反的缘故。虽然说，这个记载，或是后人的附会。即有如明·王世贞‌《艺苑卮言》卷三所言，其“穿凿太甚，不足辩”，但也说明了诗歌被牵强附会的可怕。

总之，这段诗话告诉我们，前贤诗作之妙处，大多在于“无意于文而意已至”，而诗中大多数的种种物象描写，都是诗作的发兴之处，是为其主题服务的。因此，在解释前贤诗作时，应持有谢榛“诗有可解、不可解、不必解，若水月镜花，勿泥其迹可也”的态度，不作“商度隐语”而牵强附会。否则，就会出现“失诗之旨”的情况。我们要知道，诗的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，主要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品质、提升人的修养、陶冶人的情操。而诗中的物象，大多是兴发的需要，即使有所隐喻，也不必过于纠缠。否则，就会感受不到诗中的韵味，而诗歌本身的价值也趋于没落消亡。

（刘建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