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四溟诗话·卷一》之四十一讲 - 诗词太姥

魏武帝《短歌行》全用《鹿鸣》四句，不如苏武“《鹿鸣》思野草，可以喻佳宾”点化为妙。“沉吟至今”可接“明明如月”，何必《小雅》哉？盖以养贤自任而牢笼天下也。真西山不取此篇，当矣。及观《艺文类聚》所载魏武帝《短歌行》曰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明明如月，何时可掇？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”欧阳询去其半，尤为简当，意贯而语足也。刘才甫曰：“魏武《短歌行》，意多不贯，当作七解可也。”

注释：⑴ 《鹿鸣》，是周朝君王宴请群臣宾客的一首宫廷乐歌，为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第一篇。⑵ 苏武，字子卿，为出使匈奴，被扣北海，持汉朝节杖牧羊十九年的西汉大臣。⑶ 养贤自任，是供养贤才自用的意思。⑷ 牢笼天下，这里是指笼络天下英才。⑸ 真西山，即真德秀，字西山，南宋朱熹的再传弟子，人称“西山先生”，福建浦城人。⑹ 欧阳询，字信本，唐代书法家，其于唐武德七年（624年）主持编撰《艺文类聚》。⑺ 刘才甫，生平不知，或为谢榛友人，但无史料可考。⑻ 七解，解，即解释。解或几解，是汉乐府诗的特征之一。

谢榛这段诗话，是对魏武帝，即曹操的《短歌行》进行评价。谢榛认为：魏武帝这首《短歌行》写得不怎么好，因为“全用《鹿鸣》四句，不如苏武‘《鹿鸣》思野草，可以喻佳宾’点化为妙。”同时他认为，魏武帝抄袭的《鹿鸣》四句，从诗作的角度来说，完全没有必要；魏武帝之所以抄了，则是“盖以养贤自任而牢笼天下也。”因此，从这点来说，原诗还不如《艺文类聚》所删改之后的魏武帝《短歌行》。

这里牵涉到三个问题：一是谢榛认为曹操照搬古人诗句，不如苏武点化为妙；二是谢榛认为曹操这个人借用《鹿鸣》诗句，无论从艺术角度来说，还是从在传统儒家的君臣伦理观来说，都是不合适的。三是谢榛认为被欧阳询去其半后的《短歌行》更好。

诗话中提到的这首魏武帝《短歌行》，是属于汉乐府的旧题，归类于《相和歌辞·平调曲》。在这首旧题乐府诗中，曹操抒发了求贤若渴的政治抱负，将自己的政治诉求与抒情艺术进行了完美融合，是建安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，也可算是曹操诗集中的压卷之作。诗从感叹时光易逝发端，继写求贤若渴心情，临结尾始道出自己之大志，激情回荡，一气呵成，是一曲壮志凌云的高唱。但曹操作为欲谋取汉家天下的权臣，类于王莽的人物，却运用《鹿鸣》诗句，即以周文王自比，昭示辅治天下的情怀，在儒家眼里，这属于政治不正确。因而，这就必然遭到不少非议，也就引起这首诗歌的忠奸之辩。其诗云：

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，幽思难忘。何以解忧。唯有杜康。

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

明明如月，何时可掇？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阔谈宴，心念旧恩。

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?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

《短歌行》开头，是劈面而来、惊心动魄、自问自答的八句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时光易逝，事业未成，如此忧愁，该当如何？“惟有杜康”！“杜康”，相传是上古的酿酒师，在这里指代酒。曹操自问怎么办？只能借美酒以消愁。但真的没办法吗？当然不是，接着八句，讲愁之来由，即身边缺少人才，同时讲述求贤若渴心情。

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是《诗经·郑风·子衿》中的成句。“青青子衿”，原意指古代学子服饰的青色交领，诗中指代所思念的人，曹操在这里则表示对人才的思慕。而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”则是照抄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的诗句。据西汉大儒毛苌解释，诗意是：“鹿得草（艾蒿），呦呦然，鸣而相呼，恳诚发乎中，以兴嘉乐宾客，当有恳诚相招呼，以成礼也，吹笙而鼓簧矣。”曹操截取《鹿鸣》首章中的诗句，实际上就是表明自己渴望礼遇贤才之意。谢榛却认为，曹操照抄《鹿鸣》这四句，完全可以省略，即“‘沉吟至今’可接‘明明如月’，何必《小雅》哉？”否则，就有僭越名分的不臣之嫌。因此，还不如苏武旧题《别诗》中的那样点化为妙。若像苏武旧题那样写，至少可以减弱原诗中渴望礼遇贤才的涵义。

实际上，魏武帝照抄诗经《鹿鸣》四句，与苏武的想法有着本质的区别。苏武乐府旧题中的“鹿鸣思野草，可以喻佳宾”，是他离别诗中的一句。其意是：我会像《鹿鸣》诗中渴望野草的鹿那样，来思念你这个好朋友。但魏武帝用鹿鸣之句，却是为表其求贤若渴之心迹。魏武雄才大略，是为征天下求贤而非“喻佳宾”。苏武只是表达对朋友的思念之情，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。所以，魏武实际上没有必要去避免所谓的“周王渴望礼遇贤才”的嫌疑。

当然，谢榛的这种看法，是缘于儒家的思想、理学家们的观点来判断的。理学大家朱熹、刘履等诸人认为，曹操之渴望贤才，实为“倾汉计”，不异王莽，是奸臣。故极嫌恶这首诗，认为曹操照抄《鹿鸣》，似乎是对周朝君王的亵渎。周朝君王宴请群臣，大乐《鹿鸣》，目的是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，自觉地为朝廷的统治服务，而你曹操只是权臣而已。由此，谢榛认为曹操之所以“用《鹿鸣》句，‘是盖以养贤自任而牢笼天下也’”。并表示：“真西山不取此篇，当矣。”这里的“真西山”，是指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。就是说，真德秀不赞成曹操这首诗，是适当的。然后，谢榛再举《艺文类聚》中截选的《短歌行》加以说明。

《艺文类聚》，是一部官修的综合性类书，为唐代欧阳询等十余人奉旨编撰的。编这本书的目的，是为保存唐代以前文献资料。因而采取“事居其前，文列其后”的体例，给了读者临事取索的便利，为后世保存古文献作出重要的贡献，也提供了范例，使一些诗文是以提纲挈领方式得以保存。在《艺文类聚》中，魏武帝这首乐府旧题《短歌行》被编撰者进行了删略。其诗云：

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明明如月，何时可掇。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

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

在这首删略版的《短歌行》中，原诗的32句，只剩下16句。删去了“慨当以慷，幽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”“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阔谈宴，心念旧恩”等句子。在谢榛看来：“欧阳询去其半，尤为简当，意贯而语足也。”但删略版的《短歌行》，是否真的就比曹操原篇好？这在诗史中是有争议的。

在诗史上，有不少人以为：欧阳询去其半后的《短歌行》，“简”则简矣，“当”却未必。至于所谓“意贯而语足”，就要看诗论者所持的标准是如何了。南宋文学家、书法家吴淇在《六朝选诗定论》中说：“劈首‘对酒当歌’四字，正从古诗‘今日良宴会’之‘今日’二字来。截断已过、未来，只说现前，境界更逼，时光更促，妙传‘短’字神髓，较古诗更胜。盖‘今日’二字虽妙，然一日之间未必皆对酒当歌之时也。以下三十一句诗文，皆从此四字生出。盖一厢口中饮酒，一厢耳中听歌，一厢心中凭空作想，想出这曲曲折折，絮絮叨叨，若连贯，若不连贯，纯是一片怜才意思。”吴淇的意思是，曹操正因为靠“这曲曲折折，絮絮叨叨，若连贯，若不连贯”的话语，才能写出他心中“不可断绝” 的忧思、沉吟的神情，以及一片怜才之意来。因此，欧阳询等硬要“去其半”是没有道理的。

实际上，“简”有“简”的道理，“繁”有“繁”的好处，应该是因事、因时、因诗、因人而异。就好像汉乐府民歌《江南》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有人说，莲叶之东西南北，岂不就是莲叶之间么？后四句可删，没必要。但从艺术效果考虑，看法就可能不一样。采莲人见鱼游莲叶之间，只是总的印象。然后再四用重沓之句，写鱼游于莲叶的东西南北四方，这不仅写活了鱼，也将采莲人目随鱼转的神情，及莲塘水清见底的幽境显现出来了，删之从简，则意趣索然。

至于有些人在诗中借用前人的诗句，如果能做到浑然天成，耳目一新，也不是不可以的，而这在古今诗词中有很多的成例。比如晏几道的《临江仙·梦后楼台高锁》。其词云：

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

记得小苹初见，两重心字罗衣，琵琶弦上说相思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

这首词上阕的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结句，非常著名，但其就是借用唐末诗人翁宏《春残》中的颔联。翁宏的五律是这样的：“又是春残也，如何出翠帏。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寓目魂将断，经年梦亦非。那堪向愁夕，萧飒暮蝉辉。”另外，词下阕的“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”结句，则是化用了李白《宫中行乐词八首》中的“莫教明月去，留著醉嫦娥。”“只愁歌舞散，化作彩云飞”等诗句。

最后，讲讲判断一首诗的优劣，除去政治正确的观点，就艺术而言，是很难以“忠奸之辩”来判断的。因为在意识形态中，每个人的立场不同，决策也就不同，但在其观念中，他们所作所为都会觉得是正确的，亦有其“正义”之处。就好像有人评明朝大奸臣严嵩的书法，就觉得充满着“浩然正气”。据说，清朝顺天府有个贡院，其匾额“至公堂”为严嵩所题写。可乾隆看到之后，觉得严嵩作为大奸臣，他的字挂在那里不妥。因此，就一直想把它换掉，便命满朝书法出色的官员写这“至公堂”三个大字，自己也私下写过无数遍。但最后发现都不如严嵩的字，只好让这个大奸臣的字留在原处。其实，在别人眼里的大奸臣严嵩，或许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才是正确的，在他的心中，或许就有着“为国为民”的浩然正气存在。只不过这个“国”，是明朝皇帝；这个“民”，是以他为代表的地主豪强士大夫。他所作的，就是为了这个“国民”的利益。

再比如，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，是清末大诗人、大书法家。抛开政治而言，郑孝胥是近代中国书法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。就诗词来说，则是闽派诗的首领。其诗特点是意度简穆，韵味淡远，造语生峭，往往清言见骨。同样，对郑孝胥来说，他认为只要恢复大清的统治，不管是否借用日本人势力，就可以“国泰民安”，就可以使自己成为“千古名相”。但他本人并没想到的是，任国务总理大臣一年不到，就因反对日本方面对满洲国的压制，就被解除职务，而在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据传言，被日本人毒杀。

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曹操也是一样的，曹操不断进行征战，或许也是为了平息战乱，恢复国家一统。至于是不是要维护原来的刘家统治，在他看来，反倒觉得并不重要。所以，《短歌行》作为求贤之歌，用《子衿》《鹿鸣》等诗句，不外乎是表明其求贤若渴之心迹。至于“养贤自任”而笼络天下英才，对于有雄才大略的曹操来说，又有何不可？就诗论诗而言，我以为删掉的版本不如原诗内涵丰富，而原诗吟诵起来，会觉得更有味道。

另外，在谢榛诗话还引用刘才甫的话，即“魏武《短歌行》，意多不贯，当作七解可也。”以此证明简化之后的《短歌行》更为“意贯而语足”。这个“刘才甫”，在史料上查无此人，因此，就有人认为，这是谢榛托言其友人来表述自己的观点而已。当然，魏武《短歌行》这首诗，确实“意多不贯”，现在看来，好似七首五言绝句构成的连章体，也就是谢榛所谓的“七解”之嫌，即整首诗从七个方面讲述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。但汉乐府以“解”为诗，即按分章段落、音乐停顿、内容递进来创作，则是汉魏时期诗作的重要特征。汉魏之诗，多浅显直白；对抒怀之作，少布局安排，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。这与后期越来越成熟的创作技巧、体裁内容，亦或情感表达方式等，都是不可比的。应该说，各有个的优势吧。

（刘建清）